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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國際秩序與春秋戰國一樣，是一種多國制衡的「多國體系」。歷史環境不同，北宋和春秋戰國國際關係中的外交理念、關係形態都各有特點。春秋戰國諸侯國之間的基本關係是周天子作為共主的法理上的水平關係。而北宋既有宋遼、宋金的對等並立，也有宋、遼、金各自建立的等級制的朝貢體系。在這一格局下，大國的制衡和爭鋒、小國的圖存與發展，構成了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外交博弈頻繁而激烈。北宋各國如何在相互博弈中形成相對穩定的秩序，多國體系下的外交博弈體現了怎樣的基本理念和基本關係？這是以往沒有回答的問題。本文以外交談判為中心對此作一討論。 一、北宋東亞多國體系下國際關係的錯綜複雜 北宋總體上處於宋遼二元並存的格局。北宋建國伊始，繼承後周形成的局勢，與遼朝是東亞並立的兩個最強大政權。到澶淵之盟，宋、遼雙方以條約形式相互確認了對等關係。雙方以正式的外交文書和外交禮儀確立對等關係，文書用「書」，而不稱「詔」、「制」、「敕」，互用皇帝尊號，以親屬關係相稱呼，各自使用本國年號，不以陪臣對待對方使節。兩國還相互承認各自建立的朝貢體系。西夏、高麗、高昌、河湟吐蕃等政權都是宋遼兩大朝貢體系中的雙重朝貢國。宋遼互不干涉這些政權與對方的朝貢和冊封關係。 但宋遼雙方的制衡和爭鋒始終存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雙方始終在爭奪對朝貢國的控制權，並利用周邊政權牽制對方。雍熙戰爭後，遼朝對高麗用兵長達三十年，迫使高麗轉奉遼朝正朔，不再接受宋朝冊封。遼朝自稱出兵的理由之一是「（高麗）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師」。致書問罪高麗，「詰其西向修貢事」，指責其「東結構於女真，西往來於宋國，是欲何謀？」高麗在遼朝的威懾下，自宋仁宗朝至北宋滅亡不再奉宋朝正朔。宋朝也曾有過爭取高麗的努力。宋神宗開邊時重啟了與高麗的朝貢關係，即「神宗有鞭撻戎狄（契丹）之志」，通過商人招徠高麗朝貢，「結之（高麗）以謀契丹」。宋徽宗再次謀劃恢復幽燕，欲聯麗制遼，不斷提高高麗的外交待遇。首先是將高麗使節「升作國信，在夏國之上，改隸客省」，後又「特依大遼國例，隸屬樞密院」。但在爭奪對高麗控制權中，994年以後遼朝始終勝過宋朝。 宋遼在對西夏和河湟吐蕃的控制上也相互角力。宋朝以唐及五代德運繼承者自居，限於中原政權與西夏的傳統關係和華夷之辨，不能冊封西夏首領為國王，不能締結和親，只能給予優厚的歲幣，開放互市，以遼朝不能給予的經濟手段籠絡西夏。遼朝則不僅將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而且封李繼遷為夏國王，不認可宋朝給西夏所賜趙姓，而復賜姓李。遼朝給予西夏宋朝所不能給的政治待遇，拉攏西夏，使其疏遠宋朝，即張齊賢所說遼朝對西夏「置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甚切，其謀甚深」。即使遠離遼朝本土的河湟吐蕃，遼朝也實行和親。宋神宗朝對河湟用兵，而「遼國與董氈結姻，於西夏有掎角之勢」。宋神宗對此指責遼朝侵入宋朝的勢力範圍稱，「不自修其政事，而托婚數千里之外，所謂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者也」。宋神宗令「李憲選使臣開諭董氈、阿里骨，以契丹與宗哥相去極遠，利害不能相及，令監守前後要約，協力出兵，攻討西賊」。雙方對吐蕃的爭奪就是抑制與反抑制的鬥爭。 其二，抑制對方的擴張。北宋曾數次發動對外開拓。遼朝都給予高度關注，並極力干擾和抑制。開寶二年（969）、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祖和宋太宗分別親征北漢，契丹都來支援北漢，試圖阻止宋朝滅亡北漢。太平興國七年（982），宋朝派王延德出使高昌，欲聯合高昌牽制遼朝，遼朝也派使節到高昌，提醒高昌王：「高敞（昌）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極力防止宋朝勢力深入西域。宋神宗朝制定了北方依次「恢復」河湟、西夏和幽燕，南方「恢復」交趾的開邊計劃。遼朝很快看出宋朝的戰略目的，積極阻擾宋朝的計劃。遼朝與董氈結姻，與西夏結盟，共同鉗制宋朝。為防止「中國（指宋朝）若已服夏國，當覘幽燕」，熙寧四年（1071）西夏向遼借兵，遼調30萬往西界，想「若乘中國有事之時，能撓我權，則其庸多矣」。遼朝還三次遣使來議河東地界，王安石說：「此不過以我用兵於他夷，或漸見輕侮，故生事遣使。」這些都是為了阻擾宋朝的開邊計劃。元豐年間宋朝對西夏用兵，遼朝應西夏之請，「遣人使夏國及宗哥」，促使西夏與董氈和解，聯合對抗宋朝。 宋神宗對交趾的戰爭也受到遼朝的牽制。宋越熙寧戰爭時有臣僚指出：「國家銳意南討，而忽於西邊、北邊之備設，萬一有乘虛掩不備之寇，則其憂又大矣。」「師出安南，調兵河東，王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事實確實如此。遼朝來宋使節耶律孝淳從宋朝接伴使朱溫其處探得宋朝對交趾用兵的消息後，遼朝迅速作出了反應。宋神宗給交趾用兵主將郭逵的批示中說到：「北人緣朝廷方事南討，欲乘時牽制。以此觀之，安南之舉惟萬全速了為上。」宋朝因此不敢在南方持久作戰。遼朝對宋朝在南方軍事活動的關注和干擾並非只是宋神宗開邊。皇祐間，儂智高叛亂肆略兩廣，宋朝調集兵馬南下平亂，遼朝就曾「於燕代之間點集兵馬，聲言西討夏國」。宋朝大臣指出遼朝的用心，討西夏「恐非其實謀……忽此點集，有可疑慮。兼廣南蠻賊狂盛，陷沒州郡，朝廷方誅討用兵之際。契丹不宜有謀。若二寇並興，四方可慮」。遼朝實際是想干擾宋朝的軍事行動，甚至乘機侵擾。 除了宋遼兩大國的擴展與爭鋒，小國也在宋遼之間縱橫捭闔，謀求生存與發展，交織成北宋錯綜複雜的若干區域秩序和三角關係。 一是宋-遼-麗三角關係。在此三角關係中，如上所述，宋遼雙方都希望控制和利用高麗牽制對方。高麗作為夾於兩大國之間的小國，其最根本的追求是國家安全，不得不根據宋遼爭鋒的結局來決定自己的政策，雍熙戰爭後逐步由完全靠攏宋朝、奉宋朝正朔，轉向靠攏遼朝、奉遼朝正朔。雖然宋神宗朝高麗恢復了與宋朝的朝貢關係，也想藉此制約遼朝，但始終不肯改變只奉遼正朔的基本政策。 二是宋—遼—夏三角關係。在這組關係中，宋、遼也極力利用西夏牽制對方。遼朝同時抑制西夏壯大，阻止其向宋朝靠攏。對於西夏不聽命的行為，遼朝不僅降爵，而且出兵征討。另一方面又竭力阻止宋朝進攻西夏，為西夏索要侵地，形成聯夏制宋的局面。宋朝以軍事和經濟的兩種手段制約西夏的擴展和侵擾，同時用經濟利益達到西夏不願完全倒向遼朝的目的。西夏則利用宋遼兩大國的矛盾，獲取自身的利益，對宋、遼一面稱臣朝貢，一面在軍事上強硬對抗，並積極向西擴張。 三是宋—夏—蕃三角關係。宋朝力圖利用吐蕃制約西夏，西夏則始終覬覦吐蕃，吐蕃為對抗西夏的擴張，靠攏宋朝，但宋朝在聯蕃制夏的策略中只是以經濟利益籠絡吐蕃，而從不給予吐蕃實際的軍事支持。 四是宋—交—占三角關係。北宋在宋越熙寧戰爭以前一直以「恢復」交趾為目標，實行聯合占城抑制交趾的策略，給予占城諸多特殊的外交待遇，干預交趾對占城的侵擾。占城為制約交趾的擴張，積極臣服宋朝，對抗交趾。熙寧戰爭以後宋朝放棄了「恢復」交趾的目標，同時放棄了聯合占城抑制交趾的策略，交趾乘機迫使占城臣服於己。 ... 在複雜的制衡與爭鋒中，戰爭作為外交的極端手段一再使用。宋太宗、神宗和徽宗三朝曾策劃並實施了「恢復」西夏、交趾、河湟，圖謀幽燕的戰爭。這些戰爭都是意在實現重大政治目標，小規模的軍事衝突和摩擦則更多。但在北宋160餘年的歷史中，就任何一組雙邊關係而言，和平局面始終占大多數。國際制衡與爭鋒的博弈主要通過使節往來、談判媾盟、政治聯姻等外交方式進行。在和平環境中賀生辰、正旦等「常使」的往來主要是標示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象徵性交聘活動，除特殊情況外，一般不具有外交博弈的性質。圍繞重要事件的談判是外交博弈最直接、最綜合的反映。北宋時期外交的制衡與爭鋒不斷，因而重要的外交談判與外交盟約也較多。宋遼之間重要的談判有景德元年澶淵之盟、慶曆年間議關南地、熙寧年間河東議界，宋夏間的重要談判有慶曆議和、元豐議界，宋越有元豐議界，宋金間有海上之盟、宣和開封和議，遼麗之間有統和議和。這些圍繞兩國基本關係、領土邊界的外交談判充分反映宋代外交博弈的目的和觀念。 二、北宋東亞多國體系下外交博弈的目標 （一）外交博弈的首要目標是名分 現代國際關係的基本理念是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國家不分大小，都是水平與平等關係。現代國際關係中因軍事或經濟的優劣差異而存在事實上的等級制，但與國家關係基本理念是相悖的。平等外交關係在古代東亞並非不存在，但以「中國」自居的宋朝及遼朝，華夷君臣的名分秩序是外交博弈中的首要問題。 宋朝名臣范仲淹、余靖和尹洙等都強調名分是宋朝外交的底線，稱「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哉！」對外夷「終不能以地與號假之」。「地」是「漢唐舊疆」和祖宗基業，「號」是天下神器，都事關本朝政權合法性即名分。宋夏慶曆談判中，名分即是首要條件。 北宋統治者一直將宋夏關係規定為朝廷與藩鎮關係。寶元元年（1038）元昊稱帝，打破了宋夏名分秩序的底線。宋朝立即決定軍事討伐，並懸賞緝拿元昊。經過數年戰爭，宋軍一再失敗，損失慘重，西夏也因戰爭負擔和宋夏經濟交往終斷而陷入困境。於是雙方都有了談判媾和的願望。西夏放回囚禁的宋朝間諜王嵩，與西夏教練使李文貴赴宋。而此時宋仁宗也想休兵停戰。雙方都有和談的願望。鄜延經略招討使龐籍在延州接見夏使李文貴，首先商談的是名分。西夏提出名分問題，即用皇帝號。龐籍要求西夏去皇帝號，待「名體俱正，當相為奏之」。李文貴回國報告，再入宋仍堅持「用敵國修好之禮」。宋仁宗表示「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而龐籍堅持「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西夏又提出「用小國事大之禮」，文書稱「男南面邦國令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龐籍堅持西夏奉表稱臣，否則「名體未正，不敢以聞」，拒絕上奏朝廷。宋朝又派邵良佐與夏使賀從勖赴西夏交涉，最終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賀從勖入宋赴闕，幾經交涉，達成最終協議。宋朝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茶銀彩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西夏在談判中看似由皇帝號到父子關係，退而接受國主冊封和君臣關係，實則改變了北宋前期以來封節度使、西平王的藩鎮名分，升格為「國」，且獲得巨額的歲幣。 宋朝所考慮的名分問題除了維持宋夏已有的君臣關係外，還顧慮宋—遼—夏關係中的名分秩序。西夏同時與宋遼兩國保持朝貢關係，若宋朝接受西夏敵國之禮，則西夏與宋朝並肩，而遼朝居於獨尊地位，遼朝將提出「元昊本稱臣於我，亦稱臣於南朝。今元昊既於南朝不復稱臣，漸為敵國，則是元昊與南朝等，惟我契丹獨尊矣」。宋朝將面臨與遼朝禮儀名分的改變。遼朝若向宋朝「別求名分，不知此時以何辭答之？」所以宋夏兩國的名分牽動著整體國際秩序，是整體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 北宋與金朝結海上之盟時，往來談判，首先也是定名分。宣和元年(1119)金朝使節李善慶、散睹（散多）等到開封，宋徽宗分別封給修武郎、從義郎、秉義郎、團練使等官並給全俸。賜封使節就是視其為臣下或陪臣，同時也就視其主為臣，這是對待朝貢國使節之禮。散睹等因外交經驗不足，無意中接受了宋朝規定的君臣名分，自宋回金後，金太祖「怒，杖而奪之」。李善慶等回金前，宋朝還討論給金朝回書之儀，趙良嗣主張「以國書禮」，趙有開主張用君臣禮，「止用詔足矣」。宋朝特別徵求金使李善慶的意見，李善慶回答說「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擇之」。宋朝於是用詔書。阿骨打對宋朝「不以書示，而以詔詔我」大為不滿，回答宋朝：「若果欲結好，同共滅遼，請早示國書，若依舊用詔，定難從也。」要求用對等之禮。為了達成滅遼的聯盟，宋朝接受了與金朝的對等之禮，金朝國書稱「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宋朝國書稱「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此次談判中，金朝迫使宋朝放棄了君臣名分，承認了自己的皇帝名號，取得了與宋朝對等的地位。 遼麗統和議和首要目標也是確定名分。993年，遼朝第一次對高麗用兵。高麗全力抵抗，在安戎鎮打敗遼軍。遼朝不敢進，「遣人促降」。雙方議和談判。遼朝提出的條件是高麗朝貢稱臣，「若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高麗談判使節徐熙最初以對等之禮與遼將蕭遜寧相見。蕭遜寧要求徐熙「拜於庭」，徐熙辯稱「臣之於君，拜下禮也。兩國大臣相見，何得如是？」於是兩人「分庭揖升行禮，東西對坐」。若確定遼麗的君臣名分，則徐熙為遼朝陪臣，地位當低於代表遼朝的蕭遜寧。徐熙利用自己的外交技巧，使無外交經驗的蕭遜寧冒然接受了對等禮節，並要求遼朝奪取鴨綠江東數百里女真地，賜予高麗。但兩國關係最終還是在實力對比下確定了君臣關係。高麗擔心「久不修聘，恐有後患」，奉行遼朝正朔，994年「始行遼統和年號」，並遣使「如契丹，告行正朔」。 確立名分實質就是確立等級制的國際關係。在東亞朝貢體系基本理念的華夷觀念下，建立一個君臣宗藩而非平等、水平的等級制國際關係體系被認為是合理且必須的。宋朝自認為是漢唐德運的繼承者，與諸國的關係中「君臣名號，中國所以辨名分、別上下」，「蠻、夷、戎、狄，舍耶律氏則皆爵命而羈縻之。有不臣者，中國恥焉」。而遼朝也自認為「本炎帝之後」，遼聖宗後期明確自稱承晉統而為水德，自居「正統」，與宋朝同為「中國」。宋遼各自建立了以本朝為中心的一元化和多層次的朝貢體系。名分是朝貢體系中建立雙邊關係以及整體秩序的前提。 但是，如同現代認同的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不可能是純粹原則和實際存在一樣，古代東亞的華夷觀念也是具有彈性特徵並因時變化的，而非固化和教條的，更不可能是所有國際關係的現實存在。宋朝對宋、遼名分關係的認識和變化過程即說明了這一點。北宋初，以實現華夷一統為目標，其最關鍵是降服甚至剪滅契丹。宋朝稱遼朝官職為「偽」，稱其使為「慕化而來」的「款附使」。宋太宗發動雍熙戰爭以前，給高麗、渤海等國家和勢力的詔書都明確提出剪滅契丹的目標，並對打敗契丹充滿信心。雍熙戰爭慘敗後宋朝認識到軍事上難以與遼朝爭鋒。澶淵之盟的談判中，宋朝已放棄了華夷名分的交涉，而直接商討關南地和經濟補償問題。談判的結果是以「歲給金帛，助其軍費」達成和議，這樣不傷名分，於「朝廷之體，固亦無傷」。宋遼談判所爭名分問題就是維持對等關係。宋遼熙寧河東議界談判時，遼使樞密副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素欲因官階更高而正南面坐，宋使堅持以賓主禮。雙方會談官員就禮儀之爭交涉三個月，文移往返數十次，直至找到至和元年（1054）遼朝「國信使蕭德帶平章事與館接使行馬坐次，皆分賓主以報」的故事，才結束了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 在宋遼勢均力敵的格局下，看似不可逾越的華夷之辨已有變通。華夷對等的窘境可以通過孔子《春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得到解說，因為契丹「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立中國家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是令」，「所為皆與中國等」，「豈可以上古之夷狄視彼也？」說明華夷問題是一組可以互通和變換的關係。在對遼外交中，宋朝的華夷觀念是因時而變的。慶曆二年（1042）遼朝趁宋夏交戰之機向宋朝索要關南地及提出和親。儘管在朝中有人主張「和親辱國，而尺地亦不可許」，富弼入遼朝談判時卻持國書二、誓書三，準備了幾套方案，「姻事合，則以姻事盟。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金帛增二十萬。否，則十萬」。宋朝自己制定的談判方案中並非因華夷之別而不能和親。即使是土地，宋朝也曾讓步。宋神宗用兵河湟時，遼朝乘機遣使來議河東地界，經過四年的談判，宋朝「東西棄地七百餘里（一說五百餘里）」。宋朝對西夏、交趾和大理規定了君臣之禮，但並不干預其在國內行皇帝制度，也說明宋朝的名分追求是可以變通的。 （二）外交博弈的核心目標是利益 北宋外交博弈中不論大國還是小國，利益追求都是核心目標。而小國如西夏、河湟、交趾、高麗等在與自詡正統的宋朝和遼朝交往時，不必背負更多的名分追求，對土地、錢帛和市場等利益的追求更加直接。宋夏慶曆議和，經過幾個回合的談判，最終宋朝以「歲賜」絹茶銀彩合二十五萬五千，並許開榷場，換得西夏稱臣。993年高麗與遼朝談判，徐熙在遼朝大軍壓境的不利條件下，仍提出請遼朝驅逐鴨綠江以東女真，讓高麗在其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遼朝為了瓦解宋麗聯盟，滿足了高麗的請求。高麗雖轉奉遼朝正朔，但得到女真地，且使其北進政策得到遼朝事實上的承認，獲得了巨大的實際利益。 ... 宋越熙寧戰爭以後，兩國於元豐元年（1078）開始「畫定疆界」的議界談判。交趾索要廣源、機榔等州縣，而宋朝提出交趾若歸還所掠邕、欽、廉三州人戶，則宋許其所乞州縣。經過長達七年的談判，元豐七年（1084）「邊界已辨正」，「以庚儉、邱矩、叫岳、通曠、庚巖、頓利、多仁、勾難八隘為界，其界外保、樂、練、苗、丁、放近六縣，宿、桑二峒」劃給交趾。宋夏經過元豐大規模交戰，至元祐四年（1089）開始劃界談判。該年「畫界未定」，次年西夏提出「畫疆界者不依綏州內十里築堡鋪供耕牧、外十里立封堠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宋朝表示同意。紹聖三年（1096）雙方開戰，西夏抗議道「夏國昨與朝廷議疆場，惟有小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於坐團鋪處立界」。元符二年（1099）雙方再次約定「我疆彼界，毋相侵犯」。宋朝首次與交趾、西夏正式劃界，交趾和西夏從劃界談判中獲得的不僅是實際的土地，更標誌著宋朝放棄了「恢復」交趾和西夏的計劃。特別是對交趾而言，意味著宋朝改變了自宋初以來視交趾為舊疆，以「恢復」交趾為目標的政策，事實上承認了交趾的獨立地位。交趾完全消除了被宋朝吞併的憂患。 宋遼外交博弈中利益也是一個核心問題。澶淵之盟中，遼朝首先提出索要關南地，表示「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愧多矣」。宋使曹利用則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並表示「北朝既興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遼朝見求地無望，退而「欲歲取金帛。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議始定」。遼朝從宋朝獲得三十萬歲幣。慶曆二年（1042）宋遼談判的核心問題也是利益。遼朝又以索要關南地為由頭，知讓地事關名分，宋朝不會輕許，遼朝實則意在增加歲幣。富弼深知此意，對遼朝皇帝說「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他向遼皇帝說，若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接受了增加歲幣二十萬的方案。 北宋與金朝間海上之盟、開封退兵的談判中核心問題也是利益。宋金達成的海上之盟除了約定聯合滅遼的軍事分工外，還約定「銀絹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宋金第一次開封之戰危急之時，宋朝派同知樞密院李梲為正使，往金營談判。身為執政大臣的李梲見金元帥斡離不，「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所言良久」。金人提出的退兵要求是交納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彩各一千萬疋、駝騾驢之屬以萬計，尊金朝皇帝為伯父，歸還在宋境的燕雲之人，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以親王宰相為質。李梲「唯唯不能措一辭而還。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耳』」。且不說其他條件，僅索要的金銀物資，宋朝傾國也難以支付。 宋朝在外交談判中，對事關名分的土地儘可能不讓步。遼朝兩次提出關南地，宋朝都堅決抵制。但是，與遼朝河東議界、與交趾和西夏議界、開封宋金城下之盟，宋朝在土地上也做出了讓步。在歲幣、賠償等經濟利益上，宋朝卻一直採取消極退讓的態度。從宋遼澶淵之盟、慶曆談判，宋夏慶曆議和，到宋金海上之盟和開封議和，宋朝都付出了歲幣和賠償的經濟代價。宋人認為錢帛可散而復聚，無損名分。宋真宗評論後晉割地給遼說：「晉祖何不厚利謝敵，遽以土地民眾委之！遺患至今。蓋彼朝乏人故也。」宋人的看法是「歲遺差擾，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宋朝將經濟作為萬靈之方，「北方以地為請，既以賂解之。西方以號為請，又以賂解之」。以至於有人說宋朝「廟謀勝算，惟以金帛告人」。 實際上，不論大國還是小國在外交博弈中對名分和利益的追求，背後都是謀求國家安全。宋朝以歲幣與遼朝和西夏訂盟，目的都是以金帛換取和平和安全，使其貪戀財富而不輕易對宋朝用兵。畢士安針對朝中認為歲給遼朝銀絹三十萬太多的議論，說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西夏一旦侵擾，宋朝就「絕在邊和市」，使西夏「上下睏乏」，而其國與宋交好，可以「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而穩定的秩序符合雙方對安全和利益的需求。小國的縱橫捭闔更是謀求本國安全。蘇軾曾說，高麗聽命於契丹是因為「契丹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嘉祐三年（1058）高麗曾討論是否恢復對宋朝貢，有大臣認為「國家結好北朝，邊無警急，民樂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其於中國實無所資，如非永絕契丹，不宜通使宋朝」。針對宋神宗、宋徽宗要求再奉宋朝正朔的旨意，高麗解釋其苦衷是「當國地接大遼」，「附之則為睦鄰，疏之則為勁敵」，有「北顧之憂」，「久已稟行爵命正朔，所以未敢遵承上命」。高麗的政治選擇只能是國家安全至上。 三、北宋東亞多國體系下外交博弈的條件和手段 （一）綜合實力是外交博弈的基礎 「無政府狀態」的基本理念並不能保證今天國際社會不存在控制與侵犯，古代東亞地區也同樣不能空憑華夷觀念來建立秩序，即使對於自居中華正統的宋朝也如此。王安石對此看得十分透徹，他說宋朝對外開拓可用中華正統的天然權利，即「我欲行王政，爾乃擅命一方，便為可伐之罪」，但事實上「不患無辭，患無力制之」。外交的基礎是實力。 宋遼澶淵之盟中，宋朝正式放棄華夷一統、剪滅契丹的目標，作為夷狄的遼朝正式確立了與中華正統的宋朝的對等地位，這是遼朝強大的軍事實力決定的。宋遼雙方自宋朝建立以來多次衝突、交鋒，宋朝與遼「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特別是經過太平興國四年（979）、雍熙三年（986）等大規模戰爭之後，形成了新的相互認識，並相應調適外交政策的結果，促成了澶淵之盟的格局。澶淵之盟和慶曆談判，遼朝兩次以索要關南地為由，向宋朝勒索歲幣。宋朝都是攝於雙方的實力對比，被迫交納和增加歲幣。 上述的宋遼澶淵之盟是打出來的談判，宋夏慶曆議和談判也是如此。西夏並不認為宋朝自居中華正統就俯首稱臣，而是公然用皇帝稱號。宋朝毫不猶疑地出兵討伐，但「大小凡經十餘戰，每戰必敗」；「山外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廟堂之上，成算安在？」宋朝全無勝算。在此情況下，宋仁宗決定議和並曾想接受元昊的皇帝稱號換取停戰。而西夏單薄的綜合實力也不具備與綜合實力遠勝於己的宋朝打持久戰，何況西夏經濟本身對宋朝有強烈的依賴。於是西夏向宋朝稱臣朝貢，宋朝將西夏由「藩鎮」升格為「國」，並賜給巨額歲幣，許開榷場，西夏憑藉自己的軍事實力贏得了外交上的巨大勝利。 遼朝與高麗的外交博弈也是如此。高麗曾經流放遼朝的使節、餓死遼朝所送的駱駝，對遼採取公然敵對態度，鮮明地站在宋朝陣營。遼朝為迫使高麗臣服，瓦解宋麗聯盟，993年對高麗用兵。面對遼朝強大的進攻，高麗堅決抗擊。在安戎鎮打敗遼軍，迫使遼朝主動提出議和。遼朝用強大的軍力迫使高麗改奉遼朝正朔，而高麗也以頑強的抵抗獲得了江東六城。1019年雙方最後一次大戰，高麗軍隊在龜州大敗遼軍，並乘機與遼朝議和，徹底奠定了兩國的和平關係。通過長達三十年的戰爭，特別是遼朝以強大的軍事實力在與宋朝關係中占據優勢地位，使高麗認識到與遼朝「若絕交，必貽禍」，選擇疏離宋朝而靠攏遼朝。 北宋與金朝幾次談判也清楚地顯示了實力變化決定了談判雙方地位的變化。雙方達成海上之盟時，宋朝在金朝統治者眼中儼然是一個大國，而金朝連敗遼朝，又被遼朝封為東懷皇帝，宋朝也認識到其實力，於是雙方結為對等關係。第一次開封之戰時宋使李梲在金朝元帥斡離不面前卑躬屈膝，根本無談判的資格，被迫接受巨額犒師費及割讓三鎮等條件。第二次開封之戰前，宋朝派李若水往金營商談以三鎮租賦換取金朝罷兵及取消割讓三鎮的約定。金朝國相厲聲呵斥道：「既有城下之盟，許割與他三鎮，那租賦便是這裡底，怎生更上說也。若如此，便是敗盟不割三鎮。」李若水雖然比李梲有膽識，逗留金營，反覆陳請，但金人態度強硬，表示「若不割得三鎮土地人民，決不可和」，且將「提兵直到汴京理會」。李若水不得不無功而返。開封城破以後，宋欽宗雖向金朝稱臣，奉正朔，但已完全喪失了談判資格。金朝決意滅趙宋而後已，不再理會宋朝的談判請求。 （二）對外政策是外交博弈的指針 外交博弈又並非單純的實力較量，而與交涉雙方的對外政策密切相關。澶淵之盟宋遼談判的結果就與宋真宗的政策導向有直接的關係。宋真宗分析遼朝可能提出的談判條件是關南地和歲幣。曹利用第一次前往遼營談判時，宋真宗交代道：「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遼朝國書中提出索要關南地，宋真宗說，「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他面戒曹利用「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確定了可給歲幣，不割讓關南地的方針。曹利用第二次赴遼營談判行前向宋真宗「面請歲賂金帛之數」，宋真宗回答「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進一步確定了談判的基調。曹利用最終以三十萬歲幣達成和議，自遼營談判歸來時，真宗正用餐，派內侍來問所許之數，曹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猜測是三百萬。真宗先說「太多」，既而又說「姑了事，亦可耳」。當得知是三十萬，宋真宗不覺大喜。可見以歲幣換和平的方案為宋真宗欽定，而且宋真宗心裡的歲幣額度是一百萬。 寇準對此次談判最初的預期是「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宋真宗希望用歲幣換得遼朝早日退兵，寇準不得已，服從真宗意見。宋真宗許給曹利用歲幣百萬的談判底線，寇準單獨向曹利用交代道：「雖有敇，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曹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寇準「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的談判期望涉及遼朝名分和安全，無疑是不能實現的。遼朝雖折大將達覽，但主力尚在，元氣未損。若按寇準的目標談判交涉，勢必導致雍熙戰爭那樣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但寇準的激進態度及交代曹利用所許歲幣不能超過三十萬，因此被譽為澶淵之盟最大功臣。而往來談判，實現和議的曹利用的功勞卻被遮蔽。 事實上，曹利用忠實執行了宋真宗指示，超預期地完成了宋真宗交給的任務。在醞釀使遼人選時，曹利用自薦「儻得奉君，命死無所避」。樞密使王繼英也推薦曹利用。赴遼營以前，曹利用又向真宗表示，「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當遼方提出索要關南地時，曹利用斷然拒絕，並說「若歲來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態度十分強硬。「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宋史》史家評論他「在朝廷忠藎有守，始終不為屈」，應該是公允的。 自宋初以後宋遼多次交戰，宋雖遭幾次大敗，但雙方軍事力量都是自我防衛有餘，攻滅對方不足。特別是澶淵之盟前，宋軍擊斃遼朝大將達覽，河北各城皆堅守未下，宋朝實際上已在軍事上取得優勢，又是遼朝主動請求議和，宋朝不至於非要付出巨額歲幣以求和平。雖難以實現如寇準提出的稱臣及還燕雲，但完全有可能不主動給予歲幣即迫使遼退兵。宋真宗的政策是繼承了乃父宋太宗守內虛外、消極退讓的對外政策。非正常繼統的宋太宗顧慮朝中不穩，本欲以外服契丹建立威信，而兩次遭遇大敗，甚至出現了有人謀立太祖之子的事件，使其深感內政險於外交，產生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逐步放棄了剪滅契丹、建立華夷一統的一元化秩序的目標。真宗繼承了這一基本政策趨向，不惜以歲幣換取與遼朝長期的和平。 宋真宗以歲幣換和平是基於宋遼間長期外交關係作出的政策決策，而有些外交談判是受更短期和中期政策的影響。如熙寧年間遼朝趁宋朝西部開邊之機，提出河東議界，宋朝根據整體開邊計劃，做出讓步。宋神宗北方開拓的三步曲計劃是「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最後「恢復」幽燕。遼朝極力阻擾宋朝的開邊計劃。而宋朝在未完成「恢復」西夏即斷大遼右臂計劃以前，為避免兩面受敵，與遼朝的爭兩屬戶、雄州爭置口鋪、河東議界等一系列交涉中都採取隱忍態度。這是基於有最終攻取燕雲的既定計劃和打敗遼朝的堅定信心，即「朝廷若有遠謀，即契丹占卻雄州，亦未須爭。要我終有以勝之而已」，「自古大有為之君，其歙張取與必有大過人者」。「若能經略夏國，即不須與契丹爭口鋪」，一旦解決了西夏問題，爭口鋪乃至讓雄州，在最終「吞服契丹」的大局中都會自然消解。 熙寧七年（1074）三月遼使蕭禧來正式商談河東地界，宋朝組成了劉忱為「河東路商量地界」即正使，蕭士元、呂大忠為「同商量地界」即副使的談判使團，交涉無果。四月遼朝遣樞密副使同平章事蕭素來議地界。經過數月的禮儀之爭後，九月雙方在大黃平正式談判。劉忱與蕭素多次會談於大黃平，沒有結果。次年三月遼朝再派蕭禧來繼續交涉，宋朝派韓縝等與之談判。「自七年之春至十年之冬，前後歷四年，而地界始畢，凡東西棄地七百餘里。」 參與大黃平談判的呂大忠提出的對策是拖延，即「為今之計，莫若因而困之」，「置地界局於代州」，「來則與之言，去則勿問，在我則逸，在彼則勞」。宋神宗與呂惠卿談論讓地時，呂惠卿主張「拒絕亦不可，遽與亦不可」，計策就是拖延，反覆派使商談，「往來須逾年，足以為備矣。必欲其速了，何耶？」可見，拖延之術是宋朝的基本對策。代州談判時，禮儀和地點之爭就延宕了數月。談判中，蕭素態度強硬，堅持以分水嶺為界，先是不肯見宋使劉忱等，繼以兵萬眾入代州界侵擾。想以此給宋談判使節製造壓力。未想宋使的辦法本是拖延，當蕭素邀請劉忱等到橫都谷談判時，劉忱等拒絕前往，又改地方相邀，劉忱等仍然不應。最後在大黃平見面商談。共商談三四次。談判中劉忱及呂大忠態度強硬，呂大忠「屢折（遼使梁）穎，穎不能堪」，以至於「惟以公牒往還，不復會議」，兩國使節沒法見面。針對宋朝在河東實地談判的拖延之術，再入宋談判的蕭禧採取了在開封與宋朝糾纏的策略。宋朝令其與韓縝等到邊界實地會談，「禧不受命」。宋又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禧猶不從，執議如初」。一般使者留京不過十日，蕭禧不達目的，拒絕回國，「留京師幾一月」。宋朝最後接受了以分水嶺為界的要求，「禧乃辭去」。 宋神宗在此次談判中的另一基本態度是避戰。宋神宗與呂惠卿談論讓地時說，「不與，須至用兵」，他擔心「忽然生事如何，誰能保其無他？」為此，他一再否定堅決反對讓地的意見。給蕭禧作館伴的韓玉汝「面陳山川形勢，纖悉皆系利害，不可輕許」，堅決反對讓地。宋神宗一面稱讚「卿言大是」，一面威脅道，「朝廷已許，而卿猶固執，萬一北虜生事，卿家族可保否？」熙寧七年（1074）十月宋神宗就議界事徵詢於韓琦、富弼、曾公亮、文彥博四人，「四公悉持不予之論」。宋神宗對這些看似「合理」的意見並不採納。談判正使劉忱反對「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表示「當以死拒之」，不作讓步。談判副使呂大忠態度也很強硬。宋神宗召回劉忱和呂大忠。宋神宗對劉忱說，「敵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劉）忱不奉詔。」他又對劉忱和呂大忠說，「卿等為朝廷固惜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劉忱和呂大忠仍不奉詔。宋神宗不惜罷免了兩位忠君愛國的談判正副使之職。 實際上如呂大忠所分析的，遼朝也會考量與宋絕交的得失，一旦斷交，遼朝會損失歲幣，加之其實力已非咸平、景德間可比，其國又有西夏和韃靼外患之憂，不敢輕易斷交。韓琦、富弼、曾公亮、文彥博四人也指出，遼朝提出議界，主要原因是見「朝廷諸邊用兵」，「北人見形生疑，謂我有復燕、薊之意」，「敵所以先期啟釁」，遼朝萬一進犯，宋朝可「先絕其歲賜」，「嚴兵備之」。但是，宋神宗出於謹慎的性格和先滅西夏的戰略步驟，還是向遼朝作出了讓步。在宋神宗的基本政策下，劉忱、呂大忠等談判使節的外交努力註定沒有實效。 外交博弈的基本影響因素就是綜合實力和對外政策。此外，外交使節的談判技巧對外交博弈也產生一定的影響。如慶曆二年（1042）宋遼關南地談判中，富弼充分掌握了遼朝皇帝的心理，利用遼朝君臣利益差異和遼、夏矛盾，達到了不割地、不和親，以增加歲幣化解危機的目的。宋夏慶曆談判中，龐籍堅持名分為重，在宋仁宗都準備接受元昊用帝號時，扭轉局勢，只給西夏國主名號。遼麗談判中，徐熙不畏強敵，為高麗爭取了江東六城和北進機會。宋遼澶淵之盟和河東議界談判中宋使曹利用和劉忱、呂大忠都表現出捨身忘死，維護國家利益的膽識和精神，遼使蕭禧也以堅韌的態度和滯留開封談判的智慧實現了遼朝的外交目的。這些談判使節的智慧和勇氣對談判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但不能改變談判雙方實力和對外政策形成的基本框架。赴金營談判的宋使李若水有膽有識，為國力爭，但仍無補於事。而那些談判膽識和技巧都低劣的使節對實現談判目標會產生消極影響。金使散睹接受宋徽宗的賜封，無意中將金朝降到宋朝臣下的身份。而宋使李梲赴金營談判嚇得魂飛魄散，乃至失言，不可能為宋朝爭取任何利益。當然他們的表現也不能從根本上影響談判雙方的關係。 四、結論 北宋時期，在宋遼兩大國制衡與爭鋒、諸多小國自存與發展的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格局中，外交博弈和外交談判十分激烈和頻繁。在華夷觀念作為國際關係基本理念的背景下，建立上下等級制的名分秩序被認為是國際關係基本和必須的格局。因而外交博弈中的首要目標是釐清名分，對以「中國」自居的宋朝和遼朝尤其如此。外交談判的華夷君臣名分秩序不僅事關雙邊關係，也事關東亞整體國際秩序。但在實際的外交博弈中，華夷觀念並非固化、教條的，而是具有彈性特徵並因時變化的。不論大國，還是小國，利益都是外交談判的核心，對於不必背負正統名分的西夏、交趾、高麗等小國尤其如此。而宋朝將經濟利益換取政治名分作為基本對外策略。各國對名分和利益的追求實質都是謀求國家安全。 決定外交博弈結果的主要是各國的綜合實力，即使對於自居中華正統的宋朝也不能空憑華夷觀念建立秩序。宋朝將宋遼關係從宋初定位為華夷關係變成澶淵之盟中的對等關係，並給予豐厚歲幣，正是宋遼實力對比導致的結果。宋遼與西夏、高麗、交趾等小國的談判結果背後也是實力的較量，大部分是典型的打出來的談判。另一方面，外交博弈又並非單純的實力較量，而與一國的對外政策密切相關。宋朝於與遼朝的澶淵之盟、河東議界等談判中都並非基於實力對比，而是基於對外政策導向，做出巨大讓步。此外，外交使節的談判技巧對外交博弈產生一定的影響，但並不能改變大局。 在北宋東亞的多國體系下，外交博弈並非簡單的雙邊關係，往往與錯綜複雜的多國制衡關係相互聯動。北宋外交博弈既有構建華夷理念下等級制的國際關係格局、國家綜合實力和對外政策決定外交博弈大局，以及追求國家安全等各個歷史時期的共性，也有多國並立格局下華夷觀念彈性特徵和現實關係複雜多樣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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